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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技術賦權如何消解新業態中新生代勞動者的集體性行動

  【作者】李超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精神文明研究所

  【摘要】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應用,既改變了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通過技術賦權,移動互聯網技術提供了新的社會流動通道,賦予新生代勞動者更多的職業選擇權、流動權,也賦予了新生代勞動者更多的勞動決定權、自主權。在這個過程中,職業的倦怠感、收入的不穩定、社會保障的不確定等,因技術賦權帶來的低成本職業轉換、相對職業自主性、新業態從業滿足感而消減,從而使得新技術背景下的新生代勞動者,即便是生存在一個基于微信朋友圈的橫向連接網絡中也缺乏借助網絡動員進行利益維權的意識,并將個人前途寄希望于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顛覆式創新給個人帶來的勞動機遇和生活期盼。

  【關鍵詞】技術賦權;集體性行動;新生代勞動者

  【來源】《學術論壇》2019年第5期

  一、集體性行動何以在新技術形塑下消減

  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來自國外的資本、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與國內的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實現了高效結合,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助推中國發展成為全球性生產制造基地[1][2]。外向型經濟推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其背后也潛藏著管理不規范、勞動環境不友好、超時加班普遍存在、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問題[3][4]。在制度化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組織化利益維護機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非正式的集體性行動成為勞動者維權的重要手段[5],但集體行動受制于經濟周期性運行、信息技術發展、地方政府治理等宏觀因素的影響,也與勞動者的組織化程度、社會關系網絡特征、企業規模性質、日常勞動管理等中微觀因素有關,從而呈現出周期性、多樣化特征,不能一概而論。在正式制度缺乏、利益表達驅動不足的社會環境中,集體性行動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社會減壓閥機制和臨時性的維權手段,但作為一種非法治化、非制度化、非結構性的維權方式,集體性行動不僅違背法治的理念和原則,而且也對社會穩定和社會運行構成挑戰,并且集體性行動無法達成合理利益再分配和建構良性社會秩序的社會發展目標,自然無法成為構建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良策。

  自2012年開始,移動互聯網技術在中國爆發式增長,移動支付、新媒體技術以及新技術的跨界融合與推廣,不僅建構出新的生活場景,也形塑出新的勞動場域。生活場景和勞動場域的雙重轉變,深刻地影響到勞動者尤其是新生代勞動者的價值觀念、行為選擇和行動模式。相關研究揭示,移動互聯網的遠程傳播能力和橫向連接能力,有助于實現大規模的網絡政治動員[6],進而會影響公共輿論,并最終導致集體行動[7]的出現;進一步來看,互聯網給政府和社會都進行了賦能[8],這種技術賦能,一定程度上改變政府權力的邊界[9],從而增加了行動者突破現有制度性、結構性約束的博弈能力。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移動支付、新媒體技術普及性應用,而新生代勞動者的集體行動卻逐漸消減了?對這種消減背后的行動者邏輯如何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新技術尤其是廣泛使用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和發揮了怎樣的功能?這就需要深入新生代勞動者群體的勞動過程進行探究。

  二、集體性行動的邏輯視角與行政吸納的實踐形式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位于全球化生產體系的中低端,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國家在全球生產和價值秩序中的結構性弱勢,客觀上不利于勞動者的利益再分配地位,再加上區域競爭激烈和地方治理體系不完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合法利益無法得到可持續保障。當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基于自身處境,往往傾向于通過先賦關系網絡、技術喚醒、社會組織干預等方式,采用非正式的集體行動進行維權。有數據表明,僅2001年到2004年,廣東省政府有記載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就從2358起增加到4008[10]。農民工非制度化的利益表達,不僅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法治化水平,也對當時的社會治理、社會穩定構成了挑戰,無助于良性的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構建。

  基于此,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和研究了市場轉型以來出現的集體行動及發生邏輯。周雪光[11]代表的是制度行動邏輯,他基于制度主義視角探討了中國社會背景下集體行為發生的結構性因素,從政治機會結構、制度結構分析了現有的制度框架和結構如何形塑了行動者的選擇空間和利益表達渠道,其中就包括了集體行動。應星[12]、張磊[13]代表的是權益行動邏輯,探討了行動者如何基于現有規則、政策進行個體合法權益的爭取。張磊[14]在借鑒和拓展歐博文[15]“以法抗爭”概念和思路的基礎上,指出在爭取個體合法權益的集體性行動中,需要將宏觀的利益集團社會政治視角與中觀、微觀的維權運動動員機制結合起來,在現有規則基礎上進行合理維權。應星[16]也認同當前通過集體行動進行利益表達更多是基于規則意識而非權利意識。蔡禾代表的是理性行動邏輯,蔡禾等[17]認為農民工的剝奪感和個體行動能力對集體行動具有顯著影響,是否進行利益表達更多是基于個體主義邏輯,是從個人利益計算、成本收益之間的關系作出的選擇。郭于華、沈原、潘毅和盧暉臨[18]代表的是技術行動邏輯,基于技術主義視角和技術增權賦能的影響,認為隨著代際變遷而出現的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借助互聯網所帶來的橫向聯系和資源動員,從而推動和參與集體行動并維護個人的勞動權益,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技術增權和擴權,新生代農民工得以成長為城市社會的新市民。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不斷提升現代化社會治理的能力,這就使得行政吸納成為地方政府應對集體性行動和改善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從具體運行來看,行政吸納包括兩種視角:一種是制度吸納,側重從學理層面來分析中國政策的智慧和理念,從政策演變邏輯的角度指出了社會政策的不斷完善和改進[19];另一種是實踐吸納,側重從實用主義來探討地方政府治理的邏輯和機制,呈現出行政主導性和民意吸納性雙重主導特征[20],其中政府、企業吸納工會就是實用主義實踐的集中體現。因此,通過行政吸納,將勞資沖突、勞資對立轉變為經濟領域的利益分配問題,通過內部協調關系和制度,外部注入資源和力量,從而瓦解矛盾和沖突,破解集體性行動發展的動力體系和政治機會結構。

總之,當前理解集體行動的邏輯和視角,還是應對集體行動的策略和機制,都是基于垂直分工秩序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問題的,都傾向于認為集體行動是發生在一個社會邊界清晰、社會網絡簡單、利益訴求明晰,且具有社會化大生產特征的工業社會中,具有鮮明的工業社會特征。此外,制度行動和權益行動的邏輯具有濃厚的結構主義立場,理性行動和技術行動的邏輯具有鮮明的個體主義,并未納入新技術應用下的技術賦權邏輯。隨著中國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需要建立新技術主義的視角,也即分布式社會秩序視角,而非從垂直分工秩序視角,來理解和分析當前農民工集體行動的消減;同時需要基于統合主義立場來進行深入分析,在一個社會邊界是動態的、社會身份是多元的、社會流動是交互的和新技術廣泛應用的社會中,新技術及其所造就的新業態,消解了集體性行動的結構性條件和制度市場因素,從而導致集體行動的消減。可見,新技術重構的分布式社會秩序中,逐漸建構出不同于傳統工業生產中勞資雙方的零和博弈關系生產體制,這不僅極大增強了勞動者的勞動自主性和市場能力,而且改變了勞動者的地位和身份,從而實現對新業態從業勞動者的賦權增能。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當前,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應用,涌現出大量建立在移動互聯平臺上的新業態和新職業。尤其是隨著以平臺型企業、移動支付、區塊鏈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基于傳統約束下的就業形態在技術變革影響下會日趨多元多樣,并且這種就業形態呈現出多類型疊加、多形式并存和新舊繼替的新趨勢。這種因技術變革和新技術采用而出現的勞動者,極大地沖擊和影響傳統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和生產管理,也將影響當前集體性行動的表現形式和走向。

(一)研究概念

“技術賦權”是一個經驗性、復合型的概念,由自然科學意義上的中性概念和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價值概念組成,是指由于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增強了社會成員的市場生存能力和利益博弈能力。其中,賦權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產物,本質是一個優勢視角的概念[21]。在西方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社會分化與不平等、貧富差距與階層差異、弱勢群體與邊緣社群也隨之出現。如何幫助底層人群、弱勢階層和邊緣群體擺脫短缺困境,避免被資源短缺、技能短缺、能力缺乏、信心缺乏等鎖定,這就需要外部的良性力量,比如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力量等,從優勢視角出發給予支持和引導,從而激活他們的資產盤活能力、市場發展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社區參與能力、團體組織能力、技能應用能力、資源分配能力等[22]

在本研究中,技術賦權是指基于新技術的發展創新和普及應用,相關從業人員借助新技術或新技術的應用,從而實現工作選擇權、勞動自主性和市場能力上的能動性提升,主導能力增強。從實踐層面來看,技術賦權要么消解了傳統經濟模式下的各種結構性束縛,比如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不同職業或工作之間的技能壁壘等;要么建構出一套有效提升勞動者市場適應能力、增強勞動者勞動博弈能力的新經濟業態和新就業模式。因此,結合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邏輯來分析,技術賦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技術賦權改變了勞動力市場的利益結構,傳統的勞動力市場中企業資方擁有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優勢,在新技術條件下,隨著分享經濟和共享模式的應用和推廣,改變了付費方式和優化了利益分配機制,使勞動者的利益實現水平得到極大提升;二是技術賦權提供了勞動者多樣化的職業選擇機會,新技術帶來的新業態和新用工模式,為勞動者創造了新的機會空間和選擇通道,勞動者可以在傳統勞動力市場和新技術業態用工模式中自由切換;三是技術賦權提升了勞動者在泛技術化生產生活環境中的適應性和能動性。

(二)研究框架

基于此,本文從利益、機會和結構三個維度構建起一個綜合性研究框架,力圖呈現出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集體性行動消減背后的作用機制和內在機理。

其中,利益是指新技術生態環境下新生代勞動者當前所處的市場優勢。隨著近年來中國人口總量的減少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新生代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面臨的競爭和擠壓不斷縮小,再加上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寬松,尤其是新技術變遷帶來的就業機會變化,進一步助推了新生代勞動者市場優勢的形成。與此同時,新技術催生了新業態和新就業模式,使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競爭與博弈過程中討價還價、流動選擇的能力大大增強。

機會是指新技術給市場和勞動者帶來的機會空間。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對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增權賦能,既為新生代勞動者提供了傳統經濟的就業機會,也提供了新經濟的就業機會,并且這兩種經濟形態的就業機會并不存在明顯的藩籬和障礙。

 結構是創新驅動政策和新技術持續改進所營造出有利于生產和消費的社會環境。當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策,都在全力推動創新和技術應用,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深化環境,也重構了生產環境和勞動環境。這種生活生產環境的重構,形塑了人們尤其是新生代勞動者的行為選擇。

具體來看,利益、機會和結構共同催生和建構出了新生代勞動者新的機會空間和個體選擇,如圖1所示。

在新技術形塑的技術—市場社會中,新生代勞動者深度嵌入其中,實現了生產生活的技術—市場化。在這個過程中,新技術要么對傳統生產生活進行重構,創造了新的機會空間,吸納新生代勞動者進入新業態,或者為新生代勞動者在傳統就業之外營造新的流動空間;要么建立起全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建構出新的行動空間,為新生代勞動者創造和提供新的職業選擇,諸如網約車、外賣小哥、微商等,其入職門檻較低、職業自由度較高,深受新生代勞動者的喜愛并廣為接受。與此同時,移動互聯網下的工作形態和勞動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新生代勞動者只需要對技術負責,對平臺負責,依靠平臺發布的技術命令開展工作,這種全新的勞動環境和工作方式,使得新生代勞動者呈現出不一樣的群體形態,表現出不一樣的社會心態,從而形塑出他們對待新技術—市場環境中的集體性行動的立場和態度。

(三)研究方法和過程

為了更好地理解新技術、新職業對新生代勞動者集體性行為的態度和立場,也為了更好地探討當前新生代勞動者為何寧愿選擇流動職業也不愿參加集體行動背后的因果機理,筆者利用打滴滴專車、網上叫餐等機會,成功地獲得10位從事新職業的新生代勞動者的信任,并通過實地跟蹤的方式,依照訪談提綱完成了本次訪談。10位被訪的新生代勞動者,全部為男性(未能成功約到女性受訪者完成訪談),年齡介于19~32歲;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到大專之間,以高中、職高為主;職業主要以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為主,也有受訪者存在彈性兼職的情況。在10位受訪者中,5位受訪者的職業是網約車、出租車司機,5位受訪者是外賣小哥。網約車、出租車司機的工作流動性較高,其中有3位受訪者的身份在網約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之間自由轉換,1位是自由職業者,目前以做網約車司機為生,1位是自購車并進入滴滴平臺做專車司機;外賣小哥的短工化現象較為明顯,他們中有3人是從企業打工轉過來,有2人是剛工作不久的新人。總體來看,10位受訪者從事的職業在新生代勞動者中很有代表性,并且他們的成長經歷、生活機遇、階層心態、社會流動等很能代表當前新生代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特點,能夠有效呈現新生代勞動者在新的技術—市場背景下的行為選擇及背后的技術—市場形塑的力量。

“新—舊”業態的跨界流動和創新驅動形成的技術—市場,共同消解了集體性行動的機會結構

依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經驗,市場化發展會加劇工人與企業之間的勞資糾紛,當傳統的庇護—依賴型社會契約被具有自主性和追逐利潤的管理者所取代后,勞資關系的緊張不可避免[23]。同時,市場經濟的溢出效應會強化人們的權利意識和社會參與的訴求[24],尤其是當工人對現狀不滿或者現實與期望的差別較大,都會導致人們對管理者的挑戰[25],進而引發集體性行動和對抗性社會運動。在中國,由于政府積極擁抱新技術和創新技術應用,使得新技術—市場為新生代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創造了具有較大選擇權的行動空間,再加上人口代際更替及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客觀上推動了權益問題轉化為消費問題,使得勞資沖突關系轉化為勞動者與新技術的合作關系問題。因此,新技術消解了社會問題,也融合了消費問題,推動權益問題轉變為人與技術PK的“烏托邦”問題,使得勞動者的集體行動逐漸消減。

 (一)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客觀上降低了職業選擇的競爭性和結構性約束,從而提高了新生代勞動者的職業自主權和自由度

 有研究顯示,中國人口面臨著劉易斯轉折點[26],勞動年齡人口新增數量趨向減少,勞動力市場總量供給減少必然使得勞動者的職業選擇和職業競爭性隨之減弱,從而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培育也將日漸規范和有序。

1.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出現新變化,客觀上有助于新生代勞動者的自由擇業和社會流動。在人口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同時,中國人口的代際更替逐步完成,2010年全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口占41.24%①。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速趨緩和人口代際更替完成的同時,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與流動也變得更加容易。在實地訪談過程中,有被訪者表示:“現在出來找工作還是很容易的,我記得我父親他們出來打工的時候,是求著別人找工作,現在變成了企業、工廠求著我們來工作。”并且隨著中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工作的重要性也在相對減弱,農民工對職業的選擇權重在不斷增加,被訪的新生代勞動者就表示:“現在想去哪里找工作(都)很方便,因為中國的高鐵很發達;想去干什么也很(方便),很多工作基本上是透明的,尤其是我們從事網約車工作,在網上登記注冊就可以完成。”更進一步來看,職業流動的結構性約束因素也隨之減少,有被訪者就說:“現在這個工作,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沒有什么壓力和影響,反正找工作也容易。”

 宏觀的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的變化,客觀上有助于形成一個更具保護性的勞動力市場,這在新生代勞動力的求職和換工情況中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出來工作的這幾年,換過很多工作,每次去工廠登記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去上班,很多曾經的工友或同事經常跟我說廠里缺人,問我要不要回來工作。換工作也很頻繁,做過工人,當過服務員,跑過業務,做過銷售……不存在找不著工作的情況。”(被訪者)

 2.新技術改善了微觀個體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境遇,提升了新生代勞動者的職業能動性。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激烈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移動互聯技術的確賦予了新生代勞動者更大的職業選擇權和更強的社會流動能力;也不同于新技術出現之前的勞動力市場,新生代勞動者普遍會自覺利用移動互聯網技術給自己賦權增能,從而提高了自身的職業能動性。

 在實地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就表示:“我現在基本上離不開手機了,感覺每時每刻都要關注微信或者工作APP上的信息,抓住了信息就搶到了機會,也就可以賺到錢了。”在他們看來,上網就可以獲得信息和機會,就可以給自己帶來收入,這種“信息=收入”的關系是確定的,只需要他們完成接單后的勞動安排。不同于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彼時的勞動者需要關注時令氣候、天氣變化、植物災害等方面的信息,而這種信息的變化是不確定和隨機的,導致農業生產的收入也變得不確定和充滿風險。新技術的出現,改變了勞動者與工作信息之間的不對稱關系,使得勞動者能夠直面消費者,極大地增強了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面向消費者、面向市場的優勢。這種技術帶來的勞動優勢,在網約車服務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有受訪者就表示:“沒開網約車之前,我在工廠干過,在公司上過班,我工作的工廠是生產玩具的,每天就是按照工廠作息時間、生產流程和工作崗位重復勞動,除了知道工廠主管和小組長的任務安排,其他什么信息都不知道;開網約車就不同了,這個工作基本上是透明的,整個過程都在網上完成,要干什么,要去哪里,基本上都很清楚。”

 可見,新技術使得新生代勞動者脫離了封閉、嚴密的工廠管理體系,進入到一個信息相對開放、工作支配權相對自主的勞動領域,從而極大地消解了新生代勞動者的工作約束感,有效提升了新生代勞動者的工作自主權和職業獲得感。

(二)新技術重構了市場—消費的基礎秩序框架,為新生代勞動者提供了就業形態自由轉變的機會空間,從而緩解了勞動剝奪感

 在新型技術—市場社會中,技術不僅僅只是外生變量作為效率工具簡單供人使用,而是作為嵌入性的行動變量,通過多重途徑,以多種方式同步或不同步對政府、企業和勞動者產生影響。因此,新技術會改變作用力的兩邊或多邊,形成新的作用力結構,達成新的動態平衡,進而建立起新的基礎秩序框架,形塑出新生代勞動者新的行動空間與活動場域。

 1.直面消費者的勞動環境,有助于緩解勞動緊張感。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的自動化和去人工化,使得新業態的勞動關系變得簡單、勞動控制變得簡便,使得勞動者和消費者往往處在同一場域中。實地訪談的網約車司機就表示,“以前開出租車的時候,總是需要在路邊等客、找客,現在就不需要邊走邊找,只需要到達約定地點就行”,并且“開出租車的時候,各種管理制度特別多,現在只需要對平臺技術負責,按平臺技術的指令去做就可以了”。

在訪談過程中,多數被訪者一再表示,比較滿意新技術所建構出的勞動環境和工作方式。(問)“現在的工作環境有什么好的?”(答)“現在的工作也是跟新技術打交道,不像以前在工廠打工,每天都是重復勞動,還要忍受機器嗡嗡作響的噪音,開網約車,機器接單,機器導航,安靜舒適。”即便是送外賣的小哥,雖然認為每天被平臺安排著四處穿行,還要接受公司安排的早訓,但在他們看來,“外賣工作比工廠打工、比酒店服務員等有更多的自由,間歇性休息時間也較多,還可以在一塊自由閑聊”,自由扎堆和閑聊的時間多,既可以舒緩工作的緊張,還能夠減少不同平臺之間的勞動差異,在相遇和閑聊的過程中,還可以交換工作信息和職業選擇。

 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更加特殊。不同于在企業從事生產,勞動者幾乎沒有機會與消費者接觸,也不同于銷售行業和一般性服務行業,勞動者直面消費者的目的是達成交易,新技術所催生的網約車、外賣等行業,新生代勞動者在直面消費者時,只需要對平臺負責、對技術負責,嚴格恪守技術導向下的時間負責制。訪談過程中,有外賣小哥就說:“送外賣有一點好,就是飯菜好不好吃,奶茶、咖啡好不好喝,不用我管,我只需要按照平臺指引在規定時間內送到就行。”受訪的網約車司機也說:“以前開出租車,還得要詢問乘客怎么走,要是乘客不說,就得要自己選路線;現在就不同了,乘客沒有提出的話,一般按照導航走。即便乘客投訴,我嚴格按照導航指引,怎么都不會錯。”可見,從基于產品質量和服務治理導向逐漸轉向基于技術導向,新技術的發展應用重構了新生代勞動者的勞動環境,緩解了他們在傳統勞動環境下的剝奪感和緊張感。

2.新技術形塑了有助于勞動者的擇業環境,提升了職業流動主導權。在新的技術環境中,不僅勞動關系和勞動管理變得更加簡單,而且勞動者的職業切換也變得更加便利。有受訪者說:“我當過出租車司機,后來家里遭遇了變故,再過來,沒有出租車開,就干脆注冊為網約車司機。”受訪的外賣小哥也表示,“想去干活了,就去平臺的APP注冊就可以了。只要個人清白,應聘平臺的工作很容易。如果不愿意干了,可以去工廠打份工,去酒店賓館當服務員”。可見,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重構了新生代勞動者職業流動和選擇的生態環境,他們不僅可以自由選擇和決定做什么工作,而且可以在傳統的工廠企業和當前平臺工作之間自由轉換。

在職業流動和有效切換的同時,新生代勞動者可以在有限范圍內行使職業主導權。對網約車司機尤其是自己購車的網約車司機來說,他們可以決定什么時候出車、什么時候不出車,還可以自己決定什么時候休息、什么時候不休息。這種有限范圍內的職業主導權,的確能夠增進他們的工作幸福感和滿足感。有受訪者就說:“我覺得現在的工作狀態挺好,雖然壓力也大,但是干什么工作沒壓力呢?當我累的時候,當我不愿意干活的時候,可以自己決定,不要向別人請假,也不用擔心違反制度、被扣工資。”

(三)新技術發展、人口代際更替和價值觀更替的同步疊加,形塑出同新技術合作等融入新生活方式的流行觀念,消解了集體性行動的話語體系

1.人口代際更替和價值觀轉變的同步,形塑了新生代勞動者的技術—消費權益邏輯。世界價值觀測量相關調查結論表明,價值觀的轉型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富裕國家和地區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占比高,而在相對貧窮的國家和地區物質主義價值觀占主導[27]。縱向來看,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與個體的社會化經歷有關,并且價值觀的轉變主要是通過代際的人口更替來實現[28]。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伴隨著新技術成長起來的新生代,他們的勞動觀、價值觀和消費觀發生了明顯改變,初步形成了基于新技術為連接紐帶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就業形態,并且由于新技術始終處于發展迭代和更新過程中,這就決定了新生代人口(包括新生代勞動者)始終處在追逐新技術的路上。

 2.新技術形塑了新生代勞動者的新職業觀和勞動期待,對新技術增量收益的期盼擠壓了對眼前勞動關系的關注。當前,新媒體、移動支付等正深刻地改變中國社會,也在不斷重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勞動關系。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的垂直分工型勞動關系不斷調整,建立在信息資源平等關系上的分布式勞動關系逐漸出現,并且新技術、新業態的迭代周期短、速度快,從而導致很多新生代勞動者總是在追逐“風口”,希望新的技術發展和技術周期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增量收益。

實地訪談過程中,不管是網約車司機還是外賣小哥,他們總是希望能夠有新的、更好的平臺型企業出現,能夠最大程度地增加他們的收益,也最大限度地提升他們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在受訪的網約車司機中,有人就明確表示:“跑車有時生意好,有時又不得不跑空車,要是能夠有更好的匹配方式,降低我們的空跑率,那我的收入肯定會增加。”受訪的外賣小哥也說:“要在城市里賺錢,必須得適應新技術,適應新技術的發展,跟著新技術跑,肯定是沒問題,至少收入不會差。”可見,新技術及塑造出的新生活方式,極大地增強了新生代勞動者的技術自信和對未來收入的滿意度。

進一步來看,新技術不僅重構了就業形態和勞動環境,而且改變了新生代勞動力的勞動價值和職業期盼。隨著新技術的線性發展和演變,技術介入后人們生產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在不斷拓展,技術的智能化水平和全社會普及程度也在不斷提升,逐漸形成了技術主導生產生活的生態環境。對新生代勞動者來說,技術為他們創造了新的工作形態,也形塑了他們的勞動價值。有受訪者就說:“加入網約車之后,工作狀態確實不一樣,工作與生活的關系也發生了改變,比如我在工廠打工時,必須嚴格按照工廠制度進行作息,現在我可以決定自己的工作時間(當然,我不去工作的時候,損失肯定也比較大)。我也非常信任平臺的技術,因為技術是最公平的,相信它,就能夠給我帶來收入,而且技術也不會罵人,這讓我工作起來很開心。”可見,在很多新生代勞動者眼中,技術是中性的,不帶有感情色彩,雖然技術不會跟勞動者情感交流,但技術不會罵人,也不苛求人,只要按照技術的指令行事,從業者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收入。此外,技術還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在受訪的新生代勞動者眼中,“我覺得我還年輕,技術還會發展,未來怎么樣還不知道,但是新技術肯定會讓我們的工作和生活變得更好”。在新技術進化邏輯的驅動下,新生代勞動者認為他們的職業發展和新技術改進是同步的、一致的,新技術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機會和更大收益,至于眼前的勞動境遇只是新技術發展過程中的環節和片段而已。

3.新技術成為新生代勞動者的連接紐帶,推動勞動關系問題轉變為勞動者與消費者的消費關系問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29]的研究表明,世界工廠的用工越來越呈現“短工化”趨勢,即工人呈現出高流動性和彈性工作制,新生代勞動者也不例外,他們的工作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頻繁變換工作,同一職業、同一工種、同一崗位上連續工作時間不斷縮短;二是彈性工作,有需要時就出來工作,其他時間主動或被動選擇不工作。新技術的出現,使得上崗就業、變換工作崗位變得更加便利和容易實現。在訪談過程中就有被訪者表示:“今天可以干網約車,明天可以去送外賣,后天可以去工廠,實在不行,買保險、做銷售都可以。”這表明,自愿彈性工作或主動“短工化”已非個案,關鍵在于找工作很容易,這既有宏觀的經濟發展和勞動人口供需關系變化的影響,也與新技術和共享經濟的出現密切相關。在“短工化”和彈性工作過程中,勞動關系呈現出短暫性和靈活性,新生代勞動者自然無暇顧及勞資關系的深層次問題,而更多關注勞動感受問題,比如離職是否更便利、勞動報酬是否及時發放等等。

 進一步來看,新生代勞動者就是新技術和新經濟的從業者,同時也是新經濟和新技術的消費者,一定程度來說,他們是新技術背景下的消費者主體。這就使得他們看待勞資關系和勞動權益問題時更多基于消費的邏輯和視角。在訪談過程中,有被訪者說:“開網約車也好,送外賣也好,關鍵是要爽,不爽的話,干起來就沒有意思。我以前干工廠的時候,經常被主管批評,干得很窩火。現在就不同了,我為消費者服務,我本人也是新技術的消費者,有問題找技術,不像在工廠,產品有問題得找我負責。”在大多數受訪者看來,他們是新技術的消費者,新技術不僅僅只是生產的技術,而且是生產和消費融合的技術。外賣小哥就說,“只要不耽誤送餐,不出交通事故,我在送外賣過程中可以聽聽歌,用微信聊聊天”,這種工作狀態在傳統工廠生產崗位上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得益于新技術在勞動過程和消費領域的廣泛應用,新技術成為新生代勞動者連接職業與自我、連接勞動與消費的主軸,進而將傳統的生產勞動問題轉變為新技術背景下的勞動—消費問題,勞動權益邏輯被消費權益邏輯所取代。

(四)新技術主導下的工作模式日趨完善,導致新生代勞動者普遍認同勞資關系的技術歸因,最終消減了集體性行動的指向

 當前的技術賦權,不僅只針對行動者,而且對整個市場體系和運行也可以賦權。大數據、“互聯網+”等迅速發展,不僅優化了市場的干預手段,而且提升了市場運行的精準性,有效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和控制了社會風險,推動技術主導型工作模式的日趨完善。進一步來看,技術迷思成為大多數人尤其是新生代勞動者的日常信仰,他們中的很多人將自己與平臺企業的勞動關系轉變為自己與技術的交往互動。

 1.人與技術的互動,構成了新生代勞動者勞動關系的日常。對網約車司機來說,他們的行動都是技術指導的,按照技術的規劃和安排來做是不會錯的。有受訪的網約車司機表示:“我每天只需要按照平臺技術提供的指令來進行就可以,生意由平臺派單,出行按照技術規劃的路線。”人機關系的高度嵌入,使得網約車司機忘記了勞資關系,也不會想起勞動合同,在出行過程中遇到了問題,就傾向于進行技術歸因。如有受訪司機表示,“今天運氣不好,接的單不行,這個平臺技術有問題”;還有網約車司機表示“很滿意現在的工作狀態,今天平臺給了我一個好單,干完這一單,今天就完成任務了”;甚至有外賣小哥說,“今天的單沒有完成好,都是導航不給力,讓我上錯了樓梯”。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勞動收益和生產環境是由技術決定的,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失,主要是未能遵循技術路徑的安排。當問到有沒有覺得勞動權益受到侵犯、高強度的勞動有沒有違犯勞動法時,有被訪者就表示,“技術又不會騙人,按照平臺技術的派單送餐就好了,沒什么違犯不違犯勞動法的”;更有受訪者表示:“你說我為什么不抗爭,那我跟技術抗爭,我也算不過他呀!”可見,在技術—市場建構出來的新勞動環境中,新生代勞動者,基于平臺技術的安排,按照平臺技術的指引,不停地接單送單,與平臺技術指向同步契合,周而復始。

 2.人與技術的關系,構成了新生代勞動者勞動過程的核心。不同于工廠打工,工人在現場管理人員的指令和監督下完成工作任務,也不同于服務型工作,工人在任務守則的導向和約束下與消費者完成交易,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等為代表的新型從業人員,他們的工作更多是在技術的量化管理和行程約束下,達成消費者向平臺提出的目的性要求。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成文的監管制度和規則可見,管理人員也不在場,勞動者直面客戶,連接勞動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紐帶是平臺技術。因此,在新生代勞動者看來,雇主很遙遠,客戶很近但不能突破規則交流,只有技術是向著自己的,給自己帶來方向感,也帶來可以預期的收益。

實地訪談過程中,就有被訪者說:“自己每天的行程由平臺技術安排,我不清楚自己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會碰到什么樣的人,只有平臺技術才會給我帶來方向感和穩定感。”在一個隨機的消費市場和技術市場中,行程是不確定的,服務對象是不確定的,派什么單也是不確定的,在多種不確定性疊加的環境下,對新生代勞動者來說,平臺技術是唯一可以給自己帶來確定回報、確定路線的對象,自然也容易提升他們對平臺技術的好感和信任。對于每天都在路上的新業態從業人員來說,平臺技術也是緩解他們勞動過程中孤獨、不確定性的重要調節劑。

五、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移動互聯網時代農民工集體行動的消減,并非是勞動者與企業資方之間不存在沖突、對立的關系,而是新生代勞動者與平臺型企業之間深度嵌入新技術—市場,新技術—市場所形塑的勞動形態和勞動關系,消解了勞動者集體性行動的空間和基礎。當前傳統和現代的就業形態并存,使得伴隨著信息社會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勞動者,可以自由地在傳統就業形態和平臺型就業形態之間切換和選擇,這就使得新生代勞動者形成了一種普遍性技術迷思:新技術給他們帶來了就業機會和勞動收益,與技術合作,同技術進步,就可以持續不斷地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多的勞動收益。新技術形塑的新勞動力市場,也給了諸如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一定的勞動自主權、工作選擇權和生產控制權,在平臺技術的指引下,他們直接面向消費者或服務者,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消費者對新技術、新就業形態的認同,從而消解了他們直面平臺型企業管控下的勞動控制感,提升了他們作為新技術使用者的主體身份感,進而增進了他們的職業認同感和未來期待感。因此,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就業形態和新生代勞動者之間的互嵌和同步,推動新生代勞動者始終在追趕新技術的路上,始終期待著更加先進、更加精準的新技術的出現,這種職業期待感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們合作型的勞動價值和權益意識,從而間接地削弱了他們的不公平感和相對剝奪感,進而使得基于勞動權益的維權的集體性行動趨于消減。

(二)討論與判斷

未來隨著新技術的進一步創新和廣泛使用,生產效率的提升和利益分配會更多向勞動者傾斜,人與技術的關系可能會進一步和諧,基于勞動生產和權益保障的集體性行動可能會真正消失。就現實來看,新技術—市場的發展,徹底重構了平臺型企業的勞動管理,也使得當前的勞動關系和勞動形態呈現出諸多新特征。

1.技術整合成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三方關系的中軸。勞動關系作為一種權利,調節的是企業資方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通常會高度嵌入市場環境和制度基礎,并受到第三方的制約,但主要是政府的干預和治理。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新技術—市場向縱深突破,會深刻影響企業、政府和勞動者三方關系的走向,使得企業、政府和勞動者的關系朝向更加和諧、更加有效率和更加匹配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基于新技術主義主導的新型勞動關系格局,推動勞動關系中基于人與人的利益分配關系轉變成為人與技術之間的協同關系。

2.技術變革從勞動關系的外生變量轉變為基礎秩序框架。在以往研究中,技術作為工具變量探討其改進或創新所帶來的效率,這就使得技術通常以作為外生變量的形象出現在勞動生產、企業管理中。當前,新技術主義視角下的技術變革,已非簡單的外生變量,而是成為構建新型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基礎變量。移動互聯網技術、新媒體技術等的擴散和普及,政府、企業和勞動者都可以借助技術賦權增能,同步或不同步提升行動主體的行動能力,從而改變不同行動主體在權力關系、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的不對等地位,推動政府、企業、勞動者在新型勞動關系的地位重構。

3.新技術—市場會形塑出三類企業邏輯:工業化邏輯、半工業化半互聯網邏輯和互聯網邏輯。按照新技術—市場應用的深度和廣度,未來的企業勞動形態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一種是改良型企業,本質上是工業化邏輯基礎上的新技術適應,并未從根本上觸及企業運行的本質,基于垂直分工指令型的管理模式沒有出現根本性變革;一種是過渡型企業,本質上是工業化邏輯和互聯網邏輯的博弈,基于實用主義立場,以運行效率和發展效果來取舍工業化管理還是互聯網管理,處在發展轉型過程中的動態均衡狀態;一種是未來型企業,本質上是互聯網邏輯的產物,基于分布式權力結構基本形成,但在適應和嵌入勞動政策上具有超前性,即當前的政策制度滯后于未來型企業的發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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