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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技術話語與工人的自主性:人機對抗的合法性消解
——基于珠三角地區“機器換人”的實證研究

  【作者】鄧智平,研究員,社會學博士

  【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改革開放與現代化研究所所長

  【摘要】盡管“機器換人”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但鮮有工人對“機器換人”進行抵制。文章針對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實證調查發現,“機器換人”之所以未能引發“盧德運動”的原因在于國家、企業與工人三方合力作用的結果。國家對技術即進步的話語塑造,讓技術在中國獲得了廣泛的政治合法性,消解了工人對抗機器的道德合法性。企業普遍面臨勞動力短缺,“機器換人”對工人的替代性有限,且通過柔性管理策略,以及轉崗、保留崗位等方式悄悄地完成了機器換人。作為行動主體的工人,一方面認同國家技術即進步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由于自身的流動性、就業選擇的多樣性增加等對“機器換人”產生的后果持樂觀態度。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消解了工人抗爭的社會經濟基礎。

  【關鍵詞】“機器換人”;勞動關系;抵制;人工智能

  【來源】《學術論壇》2019年第5期

  一、“機器換人”會引發工人的抵制嗎

  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大力推進“機器換人”,許多傳統制造企業開始引進自動化生產設備進行技術改造升級,地方黨委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對企業“機器換人”進行支持。2012年浙江省提出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進“機器換人”。2014年1月,廣東省東莞市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資助企業推行‘機器換人’”,2014年8月又發布《東莞市“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中國制造2025》的出臺,更是將“機器換人”和智能制造推向了高潮。2016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財政部聯合印發了《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較為完善的機器人產業體系。2013年起,我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2014年銷量達到5.7萬臺,同比增長56%,占全球銷量的1/4,但目前我國制造業機器人密度仍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我國每萬名工人使用工業機器人數量為36,全球為66[1]。可以預見,未來隨著國內工業機器人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國產品牌的崛起,工業機器人的發展還將加速[2]。

  “機器換人”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制造業工人下崗失業或轉崗換崗。如浙江省自2013 年起在4 年多時間里,已累計減少普通勞動工人近 200 萬人[3]。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廣東省東莞市制造業和加工貿易企業累計申報“機器換人”專項資金項目共 1262 個,總投資達 103.84 億元,估算可減少用工 71253人[4]。另據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CEES)報告(2015—2016)顯示:廣東制造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在2013至2014年間下降了2.2%,2014至2015年間下降了6.3%;湖北制造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在2014至2015年間下降了3.3%。2014至2015年,廣東就業下降企業占比為 52%,湖北為45%[5]。從全國來看,我國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在2012年達到2.3241億人的峰值后開始逐年減少,2017 年減少到 2.1824 億人,2017年比2012年減少1417萬人。不僅如此,其下降速度還呈現越來越快的趨勢[6]。

  眾所周知,在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由于機器生產對手工勞動的替代,導致大批手工業者破產、工人失業和工資下跌,當時工人把機器視為失業和貧困的根源,于是大肆搗毀機器,并以此作為發泄不滿、反對企業主、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手段,這就是著名的“盧德運動”。“盧德運動”于1811年在諾丁漢形成高潮,并迅速向整個英格蘭蔓延,許多工廠和機器被破壞,英國政府被迫出動軍警對付工人,并在1813年專門頒布《搗毀機器懲治法》,規定可用死刑懲治破壞機器的工人,由此可見工人對“機器換人”的抵制之強烈。

  “機器換人”曾經引發了勞動關系領域的深刻變革,但有趣的是,當今中國的“機器換人”似乎并沒有引發與當年英國類似的“盧德運動”。在大量的宣傳報道和學術研究中,更多的是對產業轉型升級和智能化制造的歡呼,以及企業推進“機器換人”的原因、困難和成效等的描述,鮮有關于工人對“機器換人”抵制的內容①。這個問題引起了筆者的研究興趣,這也是本文擬研究的問題,即中國的“機器換人”為什么沒有引發工人大規模的抵制?或者說“機器換人”就一定會引發工人的大規模抵制嗎?筆者嘗試利用調查資料,從國家、企業和工人三方視角來分析工人對“機器換人”的態度。

  二、技術變革中的人機對抗

  (一)技術變遷與勞動關系

  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對勞動關系產生巨大沖擊,并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在工業革命早期,經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對傳統手工業的替代,工人逐漸淪為機器的附庸,機器的使用使得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和監督更加充分,從而加劇了工人與機器關系的惡化[7],并導致了如“盧德運動”等工人抵制機器的事件發生。此后,布雷弗曼指出,以泰勒制為代表的流水線生產導致“概念與執行”的分離,工人被去技能化而變成“純粹的機械工作的人”[8]。愛德華茲認為,在技術革命背景下,雖然資本對工人的控制策略已經從簡單的直接控制轉變為更加復雜的技術性控制,但工人也不是被動接受勞動控制,工作場所中其實充滿了競爭和斗爭[9]。布若威則強調不可忽視工人的主體性,他通過分析“趕工游戲”、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國家等機制,證明了勞動過程中工人的“同意”是如何產生的,并認為工人自發的同意與資本的強制共同塑造了生產行為,“同意的組織對誘發勞動者在將勞動力轉化為勞動的過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10]。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計算機、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加速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基于現實的失業問題以及對技術快速發展的恐懼,一批西方知識分子開始拋棄技術樂觀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技術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產生了以批評和反抗技術為主要特點的社會思潮,即“新盧德運動”或“新盧德主義”,這一思潮至今仍具有廣泛影響[11]。可見,在學術傳統中,工人對機器的抵抗以及資方如何通過策略消解這種抵抗始終是學者關注的核心議題。

  (二)中國的“機器換人”及其后果

  當前中國學界對“機器換人”的研究主要圍繞其定義、原因、影響、困難及對策建議等方面進行論述。

  首先,在“機器換人”的定義方面,有學者認為,“機器換人”是指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動化、現代化技術應用背景下,企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產業升級過程中增加使用機器設備的行動,其含義較寬泛,包含“人工智能機器人”對勞動力的替代[12]。許輝則認為“機器換人”本質上是企業通過自動化、信息化改革來促進生產方式革命,意味著我國產業發展模式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13]。“機器換人”主要是指企業增加機器的使用從而提升生產設備的自動化程度,實質是通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與以往歷次工業技術革命把機器作為幫助人提高生產效率的工具而存在不同,當今制造業“機器換人”卻直接把機器變成勞動力[14]。因此,機器對勞動力的替代更加直接,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更加廣泛和深遠。

  其次,對于當前企業“機器換人”的原因,學界普遍認為是由于國內勞動力的短缺和用工成本的上漲[15],制造企業“機器換人”既有招工難等被動型原因,也有減少工傷改善勞動條件、優化工藝技術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優質率等主動型原因[16]。不同企業推動“機器換人”的原因不同,處于市場領先地位、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主要是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產品質量等拉力因素,處于市場落后地位、盈利能力較弱的企業主要是降低人工和生產經營成本等推力因素。東莞市“機器換人”的調查發現,企業推動“機器換人”的主要動力在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勞動力成本、改善產品質量、降低職業健康和安全風險,獲得政府針對企業機器換人的財政補貼只是很小作用[17]。

  再次,學界對“機器換人”的影響結論不一。有學者發現技術進步會促進生產率的提升,拉動經濟增長[18],降低用工及生產經營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減少生產事故[19],帶動工作質量、勞動權利、社會保障和勞資對話等社會升級[20]。但也有相反的觀點,認為“機器換人”會沖擊勞動力市場,導致體力勞動工人、低技術工人過剩,出現結構性失業[21],以及帶來就業極化①現象等;“機器換人”導致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降低和資本收入份額增加,不同勞動力的工資更加不平等,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22]。總體來看,學者們更多的是研究“機器換人”對就業規模、就業結構、就業質量以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影響[23],較少研究“機器換人”對勞動關系的影響。

  最后,學界認為“機器換人”會帶來以下問題:技術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對構成雇主和雇員的挑戰,雇主面臨著機器成本過高、使用維護機器的人才不足、機器設備國產化水平低、政策優惠知曉率低和門檻高等問題[24],雇員尤其是中低端雇員則面臨著的就業沖擊和技能提檔升級等問題[25]。為此,學者提出了諸如政府產業政策扶持[26]、分步推進“機器換人”[27]、鼓勵雇主提高雇員技能、通過失業援助和擴大公共教育來幫助失業工人找到新工作[28]、加強對工人的教育培訓、實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對機器人征稅等建議[29]。諸如此類建議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對企業“機器換人”進行補貼和優惠;做好公共就業服務、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預防失業性措施;社會保障托底,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等補救性措施。

  綜上所述,當前關于中國“機器換人”的研究總體上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缺少理論的深度,一些“機器換人”對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也缺少勞動關系的視角,工人在“機器換人”過程中的主體性和權益較少地被考慮。不可否認,盡管在一些企業中工人也因“機器換人”獲得了額外的培訓和技能提升機會,但“機器換人”確實導致了工人各種形式的去技能化和被替代[30],可為什么當今中國的產業工人沒有去抵制呢?本文通過搜集“機器換人”的相關政策文件、媒體報道等文獻材料,同時在2018年和2019年對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開展“機器換人”的企業、工人進行深度訪談,共訪談企業負責人18個,訪談工人20人,這些資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實證支撐。

  三、“機器換人”背景下的國家、企業、工人策略

  (一)政治合法性:國家對“機器換人”的話語塑造

  自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和技術上的優越性震驚了中國,早期的中國喊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期望在不改變既有制度的情況下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新中國成立后,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社會公眾都相信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打造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家,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因此,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被認為是中國國家現代化的象征。鄭永年把中國社會精英和社會公眾對技術的推崇稱之為“技術民族主義”的文化傾向[31]。盡管“技術民族主義”傾向這一判斷值得商榷,但無疑中國在國家戰略上確實十分重視技術的發展。國家對技術的推崇,使得技術在中國獲得了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社會公眾的承認。

  從國家層面看,近年來世界主要制造業強國均不同程度地推行產業振興計劃,如美國的“再工業化”與“制造業回歸”、日本的“機器人新戰略”、德國的工業4.0等,力圖搶占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其中最重要且契合實際的發展路徑就是推動傳統制造業的生產方式由勞動投入為主向智能制造轉變[32]。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出臺《關于推進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2013年)、《中國制造2025》(2015年)、《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16年)、《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2017年)、《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2018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強調“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一系列官方文件的出臺,昭示著黨和政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機器換人”的決心,一些文件甚至明確提出2030 年我國要成為世界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從地方層面看,各級地方黨委政府,特別是東南沿海等制造業發達地區,紛紛出臺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例如,廣東省2014年出臺《關于推動新一輪技術改造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意見》,并設立專項資金,組織企業開展廣東省級企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設備更新“機器人應用”項目申報工作;2015年出臺《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提出2015至2017年三年累計推動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使制造業智能化水平明顯提升。廣東省內的東莞、佛山等制造業大市也紛紛出錢出政策支持企業推進“機器換人”,例如,東莞市從2014年起設立“機器換人”專項資金,為企業“機器換人”提供補貼。政府對于開展“機器換人”的考慮,時任廣東省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華的話比較有代表性,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他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現在提出產業轉型升級,我們不能再把勞動力的低廉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工具,也不宜再用勞動力的低廉來作為發展產業的一個招牌。新問題要用新思維去解決,比如用工荒的問題,勞動力不夠可以找機器人。所以在廣東珠三角,特別是佛山、東莞這些城市,已經大量掀起“機器換人”的計劃,大量的智能機器人已經開始運用到很多生產線當中,一方面是這些企業本身的轉型,另一方面也為發展智能機器人帶來一個巨大的商機。我們歡迎全國各地研究智能機器人的研究院來廣東發展,歡迎制造機器人的企業到廣東投資,也歡迎更多的企業使用機械手、機器人[33]。

  從社會層面看,盡管新聞媒體有爭論“機器換人”、人工智能是否會帶來失業危機,公眾也一度對人工智能的到來進行了討論。然而,無論新聞媒體還是個體,鮮有出現反對“機器換人”的聲音,對《中國制造2025》戰略也普遍持歡欣鼓舞的態度。中國人對技術和機器的反思總體上遠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工人對機器的破壞和抵制基本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帶來的政治合法性所消解,對工人而言,技術進步是必然的趨勢。盡管有個別學者調查發現,中部地區有些工業園區的企業因“機器換人”裁員,導致當地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沖擊工廠的行為,有的還暗中破壞企業生產[34],但筆者在對珠三角的調研中,工人破壞機器的現象鮮有發生,工人普遍認可官方轉型升級的話語。

  工人沒有想過要去破壞機器,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破壞機器有什么用,有問題直接找老板。“機器換人”成為社會發展的趨勢,表明中國越來越強大了。(電子廠工人,19G05)

  (二)柔和型控制:“機器換人”與企業管理策略

  “機器換人”最直接的實施者還是企業,因此“機器換人”本質上是一種雇主策略,是精確的理性算計的結果。企業開展“機器換人”誘因是勞動力供給不足、用工成本上升。早在2004年,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就開始出現“民工荒”,并迅速波及全國。與此同時,農民工工資逐年上漲,2006—2015年的十年間,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了近一倍。2015年,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4216元/月(635美元),是美國的20%(3099美元),高于馬來西亞(538美元)、泰國(438美元)、越南(206美元)、印度(136美元)等新興市場國家[35]。這些數據表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經結束,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基本喪失。“招工難、招工貴,只好用機器換人”是不少企業主的心聲。“機器換人”不僅解決了招工難和招工貴的問題,同時還確保了生產的穩定性。

  “機器換人”是被逼的,現在用工成本越來越高,每年都在漲,隨著中西部經濟崛起,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在家門口就能找到不錯的工作,想招到熟練的操作工越來越不容易,所以我們干脆加大投入買機器,不用再年年為招工發愁。前年購買5臺自動穿孔機,每臺可以代替10個穿孔工人。(紡織企業負責人,18Q08)

  “機器換人”最大的好處就是穩定,現在人很難招,而且不能吃苦,一不順心就走了,人員流動性很大,人一走生產就要受到影響。(包裝企業負責人,18Q03)

  雖然“機器換人”看上去很美,但購買機器的成本高昂,后期維護費用也不少,除了替代人工的設備之外,往往還涉及更多生產設備的改進或更新,甚至整個生產流程的改造,一次性投入比較高,成本回收周期長。因此,企業一般會經過仔細核算成本收益后才會考慮。

  引入機器人的價錢,相當于可代替工人的月薪乘以12,再乘以1.5到5倍左右。目前普工的月薪大約為4000元,所以用機器換人的價格約在5萬到25萬之間。只有企業認為“機器換人”是劃算的,才會去購買機器。(沖壓企業負責人,18Q11)

  事實上,企業實施“機器換人”并非是近兩年才開始的,部分企業負責人反映所在企業早在2010年左右就已經開始著手引入自動化生產線。而什么時候、什么崗位要使用機器人都是經過理性的成本核算后的結果。企業負責人普遍表示,企業一般只是部分使用工業機器人、機器臂等自動化設備,仍保留了較多的人工崗位,一方面由于這些崗位機器目前替代不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崗位使用人工的成本更低。針對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人,企業通常采取以下策略:一是內部轉崗策略。企業購買工業機器人后,也不會把這一生產線上的工人直接辭退,而是通過公司內部轉崗的方式就地安排到新的工作崗位。對大部分工人而言,只要還有工作就無所謂,換崗位被視為是正常的事情。二是仍舊保留工人原生產崗位,由于工人的流動性大,工人辭職后該崗位則不再招人。無論是工人轉崗后導致轉入崗位工人增多、人均工作量減少,還是自動化設備引入后導致該崗位工人工作量較少,直接后果就是工人的加班時間減少了。工人加班時間減少則加班工資下降,最終導致這部分工人的總工資受影響,這種情況下,工人通常主動辭職換下一家單位。在此過程中,企業通過對勞動過程的柔性控制,消解工人與資方的直接對抗,悄悄地實現機器對工人的替代。

  (三)選擇性替代:工人的自主性及其選擇

  不可否認,“機器換人”會對工人的就業和勞動權益產生沖擊。但是在勞動力短缺的大結構條件下,對工人的沖擊總體不大,且受沖擊的工人并非沒有新的選擇。即使在大力推行“機器換人”的東莞,普工、技工等用工缺口依然較大[36]。在此背景下,工人的自主選擇依舊很多,并不需要以破壞機器來對抗“機器換人”帶來的負向影響。

  首先,就工人主體而言,部分工人本身不可替代,“機器換人”只是選擇性地替代了部分崗位。據調查發現,目前全國只有8%的企業使用了機器人,其中廣東為10%,湖北為6%,44%的企業使用了自動化設備,自動化設備價值占設備價值總額的17%[37]。也就是說,目前“機器換人”并沒有全面推開和普及,特別是一些資金不足、訂單不穩定的企業并沒有急于推進“機器換人”,所以總體上這次“機器換人”行動并未造成大規模的勞動力失業[38]。特別是由于機器人技術發展還不夠成熟,比如有企業反映,機械手抓不住“又重又脆弱”的陶瓷,機器人難以處理鼠標滾輪嵌入的動作,自動運輸機爬不上角度太大的斜坡等等,因此短期內機器人并不可能完全取代人,許多工業生產程序還需要人手工操作。機器人從引入生產到完美使用之間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其次,除了機器人難以真正取代人之外,被替代的是工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技術比較落后的時期,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比較惡劣,工人要么從事臟苦累的體力勞動,要么在流水線從事高強度的重復勞動①。隨著農民工的代際轉換[39],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對物質和精神的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越來越不愿意從事單調枯燥的重復勞動,更不愿意從事搬運等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焊接等環境污染強的崗位。機器替代的人工崗位主要是勞動強度大、工作條件差、風險高、程序化、重復性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并不為工人所喜歡。調研發現,目前“機器換人”主要用在輕紡、電子、化工等傳統產業,特別是高危行業與工種,有毒有害生產車間是優先實行“機器換人”的領域,這既有利于保障工人人身安全,也符合產業升級的內存要求。因此,工人對此持歡迎態度,覺得這些工作就應該被機器所替代。

  在工廠干太無聊了,每天都是重復同一個動作,也見不到什么人,現在使用機器人來做那些工作挺好的。特別是那些臟活累活,譬如搬運、打包、貼商標、碼垛等工作,最好全部用機器人代替。(家電企業工人,18F02)

  最后,工人有新的就業選擇,而且在替代時能獲得補償。“機器換人”導致簡單體力勞動人員被替代的同時,也增加了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例如,為保障機器的正常運轉,需要懂機器人編程、安全、機械、機電等人才。調研發現,一般5臺機器人需要一名技術服務人員。不僅如此,隨著產業的高端化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會相應地帶動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增加。此外,近幾年網約車、外賣騎手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興起,也為工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因此,工人并不擔心自己被機器替換掉,反而發生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一些在企業工作時間較長的員工希望老板把自己炒掉,然后獲得一筆補償費。

  我在這廠工作十多年了,現在廠里搞“機器換人”,我巴不得老板把我炒掉,然后每年賠一個月工資給我,這樣我拿著幾萬塊錢可以去做別的,回家做點小生意也行,去找別的工作也行……不擔心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工資高的工作。(電子企業工人,19M09)

  對于留下來的人,企業則會為其提供新的培訓和技能提升機會,甚至增加工資福利。留下來的工人也表示,自己會努力提升自我能力,適應新的社會發展要求。既有的一些研究也發現,工人對“機器換人”的適應度與工人的學習態度、自信心強度、受教育程度、政策的落實度和工資水平等因素密切相關,多數(約七成)工人有信心應對機器人可能帶來的沖擊,認為機器人的普及能減輕工作強度,并且愿意通過學習和提升技能水平來提高薪酬待遇水平[40]。總體而言,工人對“機器換人”后自己的前景是比較樂觀的。當工人有其他選擇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時,工人就不太可能采取對抗性的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我們開展“機器換人”已經兩年多了,以前是600個人左右,現在是300人,省了一半的人,這樣,公司就有能力去提高留下來人的工資,也會對留下來的工人進行培訓,使他們學會與機器相處。(模具企業負責人,19Q03)

  四、結論與討論

  (一)基本結論

  當前中國“機器換人”主要是企業和政府積極推動的結果,工人在“機器換人”的決策中是缺位的,處于被動適應的地位,但勞動關系的三方主體即政府、企業、工人之間并沒有發生直接的博弈和沖突,更沒有引發工人的大規模抵制,社會總體比較和諧穩定。“機器換人”沒有引發中國的“盧德運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從政府角度看,政府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競爭力,把“機器換人”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舉措扎實推進,“機器換人”在中國社會獲得了政治合法性,技術即進步的話語體系塑造消解了工人對技術的反思和反抗,破壞機器的行為缺乏法律和道德的合法性。第二,從企業角度看,“機器換人”是在勞動力供給不足、人口紅利枯竭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企業推進“機器換人”并不會對工人就業產生大規模的沖擊。企業出于減少工傷、提高生產效率、改善生產條件的“機器換人”,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勞動環境,實現產業升級帶動社會升級。同時,企業通過轉崗、保留崗位等柔性治理策略,消除了與工人的直接對抗,“機器換人”帶來的就業替代效應在漸進過程中悄悄完成。第三,從工人角度看,機器替代的崗位主要是勞動強度大、工作條件差、風險高、程序化、重復性的工作,即工人不愿從事的工作。同時, 技術進步為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提高生產率及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提供了機會①。如機器人維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平臺經濟等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興起,為工人創造大量新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工人的選擇。“機器換人”對勞動力就業的破壞效應小于“創造效應”[41],因而未造成大規模失業。

  從更深層次原因看,伴隨著生產自動化的推進,勞動力的代際更替和產業的升級換代也逐步完成,勞動者與機器之間形成了共生均衡關系。不同于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生產力的進步與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呈現出不同步狀態,機器設備的應用構成了對工人階級的擠壓,兩者之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對立和沖突關系,再加上社會化大生產不發達、產業系統吸納勞動力的空間有限,使得被機器替換的工人無法再就業。同時,機器換人始終是企業的理性選擇,企業需要綜合考量政策支持、投資成本與收益、勞動力成本等多種因素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并非自動化生產越多和雇傭勞動力越少就會導致企業總成本越低,因此當前工人也沒有面臨“機器換人”就失業的生存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機器換人”在中國、在珠三角地區能夠有序推進,契合了企業、政府和勞動者三方共同的理性訴求,即企業需要平衡投入和產出的經濟理性,地方政府需要貫徹創新驅動戰略的發展理性,新生代工人則追求良好勞動環境的社會理性。

  (二)趨勢研判

  總體來看,在“機器換人”普及率并不高的當前,“機器換人”似乎是一個政企勞三方共贏的行為。從積極方面來看,“機器換人”帶來了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生產成本的下降,也改善了工人的勞動環境和增加了工人技能提升的機會,并提高了整個國家的科技水平和生產競爭力。從更高層面來看,“機器換人”適應了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將人類從繁重的勞動過程中解放出來,迎合了人類對于機器人時代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想象和期待。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此過于樂觀。因為從長遠來看,隨著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和成本的降低,未來“機器換人”的覆蓋面將更加廣泛、更加徹底,一旦到達臨界點,即因新技術而引發的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所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不能有效消化“機器換人”所替代的勞動力時,將會出現何種后果尚不得知。正如美國科普作家馬丁·福特在《機器人時代》里寫的:“我們要承認一個嚴峻的現實:目前的大部分工作被機器人取代只是時間問題。”[42]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未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換人”的破壞效應不容小覷。比如,對勞動就業的沖擊,大規模的生產自動化可能會導致勞動者的大規模失業;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機器是局部替代還是全面替代,是替代簡單生產還是替代復雜勞動,這種技術的走向隨著生產自動化走向縱深,對人類社會關系產生怎樣的后果,還有待實踐觀察。因此,這些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警示,相關政府部門、企業應盡早作出應對措施。2019年5月,國務院就業工作領導小組的成立就標志著國家對新時代就業工作復雜形勢的未雨綢繆。

  (三)政策建議

  盡管“機器換人”是政府主動作為、企業主動選擇和勞動者適應配合的綜合作用結果,但是也要警惕“機器換人”對勞動生產、對社會關系等所產生的不利影響,及早進行研判并作出有效應對:一是積極推進人機協同。“機器換人”并非將工人趕出勞動生產過程,而是尋求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的人機協同,未來要積極推進自動化生成和技能工人培育相結合,形成更加緊密的人機配套,使得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和自動化設備的日常運行維護能夠兼容協同,從而實現人與機器的和諧相處。二是加強社會政策托底。對于可能被“機器換人”替代掉的工人,政府和企業應加強公共就業援助和技能培訓,做好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特別是對年齡偏大的產業工人,應做好有序退出和底線民生保障工作;對于分流到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中就業的人員,應逐步分類規范非典型勞動關系,維護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

  [參考文獻]

  [1]工業和信息化部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印發《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EB/O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8/c4746362/content.tml,2016-03-21.

  [2]中國工業機器人發展現狀[EB/OL].http://www.sohu.co-m/a/168244330_212888,2017-08-30.

  [3]李海州.機器換人 人怎么辦[ N ].舟山日報,2017 -06 -09.

  [4]路平.“機器換人”換來高質量就業[ N ].中國勞動保障報,2016 -03-02.

  [5][35][37]CEES研究團隊.中國制造業企業如何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 ——中國企業—勞動力匹配調查(CEES)報告(2015-2016)[ J ].宏觀質量研究,2017(2).

  [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110.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53.

  [8]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 M ].方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79.

  [9]Edwards,Richard.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 NewYork:Basic Books,1979:33-35.

  [10]邁克爾·布若威.制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 M ].李榮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3-50.

  [11]陳紅兵.新盧德主義述評[ J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1(3).

  [12][16][38]張艷華.制造業“機器換人”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基于北京市 6 家企業的案例研究[ 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8(4).

  [13][20]許輝.“世界工廠”模式的終結——對“機器換人”的勞工社會學考察[ J ].社會發展研究,2019(1).

  [14]劉曉,徐珍珍.“機器換人”與職業教育發展:挑戰與應對[ J ].教育發展研究,2015(21).

  [15]陳昌平,羅瓊.中國制造業基于成本控制的“機器換人”問題研究[ J ].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6(6).

  [17][30]Naubahar Sharif, Yu Huang.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 China’s “Workshop of the World”[ J ]. The China Journ-al,2019(81).

  [18]Acemoglu, Daron. 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1).

  [19]謝曉波,許垚,孟寅敏.“機器換人”之永康先行經驗[ J ].浙江經濟,2013(18).

  [21]于冬梅,朱成喜.“機器換人”的困境與出路研究[ J ].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16(2).

  [22][41]Autor,D.H.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5(3).

  [23]吳錦宇,葛乙九.“機器換人”背景下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思考[ J ].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

  [24]趙建.珠三角“機器換人”背后的利益博弈[ J ].決策,2016(4).

  [25]張陽,張力躍.“機器換人”沖擊新生代農民工[ N ].中國教育報,2017-04-04 .

  [26]林昌華.中國實施“機器換人”戰略促進產業轉型研究[ J ].中國發展,2015(3).

  [27][34]聶洪輝,朱源.“機器換人”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與社會穩定的影響[ J ].廣西社會科學,2017(4).

  [28]Matthias Oschinski, Rosalie Wyonch.. Future Shock? The Impact of Automation on Canada's Labour Market[EB/OL].https://ssrn.com/abstract=2934610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34610,2019-09-16.

  [29]曹靜,周亞林.人工智能對經濟的影響研究進展[ J ].經濟學動態,2018(1).

  [31]鄭永年.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 M ].邱道隆,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14:27-35.

  [32]戴偉,許桂華.工業4.0背景下融資租賃的約束機制與模式創新——基于“機器換人”的視角[ J ].財會月刊,2018(5).

  [33]徐豪.廣東常務副省長:東莞已開始大規模機器換人計劃[EB/OL]. http://news.anhuinews.com/system/2015/03/24/006727696.shtml,2015-03-24.

  [36]喬金亮.“機器換人”難解農民工荒[ N ].經濟日報,2017 -03 -24.

  [39]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和城鄉融合關系研究[ J ].社會學研究,2001(3).

  [40]何展鴻,韓寶國.“機器換人”的適應性研究——基于佛山市傳統產業的工人調查[ J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1).

  [42]馬丁·福特.機器人時代:技術、工作與經濟的未來[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5.

  注釋:參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