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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建立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 助推企業復工復產

    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強調:“當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關鍵階段,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定必勝信念,咬緊牙關,繼續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工作。要變壓力為動力、善于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總書記在講話中就有序復工復產提出了8點具體要求。當前,如何既打贏疫情防控大戰,又通過復工復產大考,將“兩難”變“兩全”,這是擺在政府和企業面前的重大課題、重大考驗。
    疫情防控下企業選擇面臨的挑戰
   企業要復工復產,必然會帶來人員與物資等資源與要素在地理空間上的更多流動,由此增大疫情防控的風險。為降低這種風險,企業在復工中必須要按照疫情防護要求,增加對員工口罩、測溫儀以及生產中各類防護設備的投入;對異地返崗的員工要進行一段時間的隔離,雖然員工不能上崗,但還需要對其支付必要的開支等。這就是說,對疫情下復工企業來說,新增一筆開支是不可缺少的。此外,在疫情防控影響下,市場、訂單、人員和物資供應以及產業鏈上配件、零部件和產品供求之間銜接等都存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
    面對疫情下復工企業的困難,一些人認為,與其復工,不如不復工。對于一些企業來說,這可更好地保存實力、減少損失。不可否認,在現實中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因為企業是根據自己的盈虧權衡后進行選擇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越來越多企業復工的緊迫性與日俱增,因為企業即使不復工,需要支付的費用也并沒有減少。比如說,定期支付租金,償還銀行的本金和利息,對企業中帶薪休假的員工支付工資與社保,要按照訂單合約進行交貨,等等。無論是新增費用還是本來就支付的費用,這部分都是可確定且不斷上漲的,而企業的收入增長卻是不確定的。用不確定的收入變動覆蓋確定的成本增長,這會影響企業的預期。如果突如其來的疫情沖擊全部壓在企業身上,那么,企業的正常運轉就受到嚴重影響,特別是大量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難以靠自身的財務能力來應對這種挑戰,這就會威脅到其生存。當單獨靠企業自身能力難以完全應對疫情沖擊時,建立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就十分必要。
    建立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攜手應對挑戰
    所謂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指的是由政府、企業、員工與行業協會等行動主體共同分擔風險,合力應對沖擊。企業是經濟活動與社會穩定的基礎,企業不穩,就業就不穩,經濟也不穩。所以,應對疫情對企業的沖擊不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情。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建立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就是促使各個行動主體形成合力,攜手應對挑戰。
    一是政府部門在適度貨幣政策下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對復工企業減租、減稅以及延遲交納社保費用,金融部門實行降息和適度延長到期還款期限等。面對疫情影響,從國家到地方等各級政府部門都紛紛出臺了優惠政策措施,這些優惠政策力度非常之大。要將這些政策落實落地,讓企業切實享受到優惠政策的好處。
    二是企業的積極自救。企業作為應對沖擊的直接行動主體,采取自救的主要措施是通過與利益相關者,如消費者、客戶、上下游供應商、采購商以及內部員工等,形成長期合作意向,減少隨意中止交易合約的不確定性,增加預期,應對管控疫情帶來的風險。比如說,發揮產業鏈上龍頭企業的穩定器作用,通過溝通協調,爭取上下游協同配合,同步復工。當然,特殊時期的企業也不要指望其收益率與常態下的生產經營一樣,要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只要能收回成本,保持不發生持續虧損,就應堅持運作下去。
    三是員工的相對穩定性。通過溝通協商,促使員工與企業形成長期合約關系,以合約長期化抵御短期沖擊帶來的就業不穩定性。在特殊時期降低職工流動的不穩定性十分重要。德國在2008年應對全球危機中提倡企業與員工通過合約長期化來保持就業穩定性,通過提高穩定性來協商減薪,以促進企業與員工抱團應對風險。
    四是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的“粘合劑”作用。行業協會、商會等組織都是最貼近企業的,如果這些組織主動了解企業的具體需要,那么當企業遇到問題時,他們也愿意找這些組織協助解決。比如說,利用自身的資源與渠道優勢,幫助企業及時購置防疫物資,助力復工復產;鼓勵與協調龍頭企業與上下游企業形成長期合約,穩定上下游產業鏈中的合作關系等。
    應用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的三點理論認識
   一是要充分認識疫情下經濟活動的特殊性。與常態下經濟活動不同,面對疫情沖擊,企業的虧損面比較大,退出的數量也比較多,這不是企業生產經營本身造成的,也不是經濟體系內生的,而是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帶來的。當一種突如其來的外生變量對經濟體系突然產生巨大沖擊時,與其靠受影響最大的行動主體單槍匹馬地應對,不如形成合力,共同應對。只有這樣,才能盡快抵御外部沖擊,盡快把經濟活動恢復到正常秩序中。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就是非常態下合力應對風險的一種機制。它更多地強調合作博弈、形成共贏,而不是過多強調每個行動主體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以常態下風險管控與治理模式來應對疫情下風險管控與治理是不合適的,必須用非常態的治理機制進行大力度管控。隨著疫情結束,經濟活動與秩序回歸常態,適用于特殊時期的管控與治理機制也要相應作出調整。
    二是要充分認識疫情下政府與市場關系。雖然社會分擔成本與風險機制表明了各個行動主體需要形成合力相互配合、共渡難關,但是,各主體的行動都是有邊界、有規則的,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相互替代。具體來說,政府部門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更不能越俎代庖。營造一個適于大多數企業成活、成長與走向成功的營商環境是判斷政府作為的一個基本指標。如果面對外部沖擊,許多企業都經營不下去,關門退出的企業數量遠遠超過了正常狀態,那么,這就需要“看得見的手”通過政策工具把營商環境調整到更適合于多數企業生產經營的狀態中。所以,政府不是關注某個企業的運作,而是關注營商環境對多數企業的影響。這也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

    三是要充分認識疫情下各行動主體在信息溝通交流與協商方面的重要作用。攜手應對疫情沖擊,需要加強溝通協商,當面對面交流協商受到限制時,網上信息溝通、互動交流不可缺少。近年來互聯網等大數據平臺建設為信息傳播、溝通與協商提供了技術基礎。同時,圍繞著打通信息孤島,推動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行業組織之間信息公開暢通的體制改革也增強了信息溝通的協商動力。從全國來看,廣東、浙江與山東等省份在疫情下有重點地避開疫情嚴重區域比較順利地引導企業復工復產,與近年來這些省份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平臺建設與“數字政府”的體制變革走在前面,從而有效地發揮了網上信息協商的作用有關。隨著數據平臺的建設與體制變革的深化,在更注重信息安全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區域之間、行業組織與企業之間、國內外專業領域之間的信息渠道,網上溝通協商的作用會日益增強。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